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，唐师曾正在可可西里，跟着科考队在荒原上扎营。那天晚上他躺在帐篷里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美国之音：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。他坐了起来，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了很久。第二天一早他给新华社总社打了电话，说我要去巴格达。[reference:10]
他是新华社摄影记者，一九八六年入社，拍了四年照片，还没拍过战争。总社批了他的申请，条件是四个字：不死不疯。那年他二十九岁，瘦，戴着一副大眼镜，同事都叫他唐老鸭。出发之前他把家里收拾了一遍，把存折和密码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抽屉里。他没告诉父母自己要去哪儿，只说要出差，可能时间长一点。他后来说，他当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，但知道如果不去，这辈子都会后悔。[reference:11]
巴格达的夏天，气温五十度。唐师曾住在曼苏尔饭店，房间里没有空调，他每天背着两台相机、十几个胶卷，在街上走。街上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，坦克碾过马路，防空炮架在屋顶。他拍了被炸毁的桥梁，拍了排队领面包的平民，拍了一个坐在废墟上抽烟的老头，老头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继续抽烟。他把那张照片寄回国内，编辑回电说，这张好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位老人所在的街区，在他离开后一个星期被炸平了。[reference:12]
他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之一。撤离那天晚上，美国开始轰炸。他和几个外国记者挤在一辆车上往约旦边境开，车灯不能开，只能借着月光看路。路上到处是弹坑，车颠得人骨头都要散了。他怀里抱着那个装了所有胶卷的帆布包，两只手一直没松开。到了边境，他打开包数了数，四十三个胶卷，一个没丢。他靠在车身上点了一根烟，手在抖，但脸上在笑。[reference:13]
后来他又去了以色列，和以色列国防军一起蹲在爱国者导弹阵地后面，等飞毛腿导弹落下来。导弹来的时候有警报，所有人往掩体里跑，他偏不，他站在外面举着相机等。有人拉他，他说等一下，就一下。他拍到了导弹划过夜空的火光，照片发回国内，成了那场战争最著名的影像之一。他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。有人问他怕不怕，他说怕，但更怕拍不到。[reference:14]
海湾战争之后，他继续在中东待了两年，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，采访过卡扎菲、阿拉法特、拉宾、沙龙、曼德拉。卡扎菲的帐篷里铺着地毯，墙上挂着绿旗，他坐在卡扎菲对面，拍了半个小时。阿拉法特在他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手一直在比划，唐师曾抓拍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，后来成了阿拉法特最常用的官方肖像。拉宾被刺杀前一年，他在耶路撒冷采访了拉宾，拉宾说了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，他说和平不是签字那一天实现的，是每一个普通人决定不再仇恨的那一天。[reference:15]
这些采访的代价，是再生障碍性贫血。海湾战争期间，他在战区暴露在贫铀弹的辐射里，回国后身体开始出问题。白细胞低，免疫力差，经常感冒发烧，一烧就是半个月。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治不好，只能养。他与病魔抗争了三十多年，2025年底从新华社退休。退休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两大箱，其中一箱全是底片。[reference:16]
唐师曾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语像。作者不对第一创造的照片作任何提醒或暗示，而是由读者完全独立地发表感想，行使自己独立的话语权，让照片成为开放议题，激发每个人基于自身理解的独立表达与二次创作。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玄，但如果你看过他的照片就明白了。他拍的那些照片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标题，没有文字说明。一个坐在废墟上的老头，一个抱着孩子的父亲，一个在坦克旁笑的孩子。你看完自己决定它是什么。[reference:17]
他出过三本书，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《重返巴格达》，合称战争三部曲。书里写的全是具体的事，他在巴格达怎么找水喝，在以色列怎么躲导弹，在埃及怎么钻进金字塔内部。他写自己在金字塔里待了一个下午，里面全是蝙蝠粪的味道，但当他摸到四千五百年前的石壁时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怕死了。因为四千五百年前有人也站在这里，也在想同样的问题。[reference:18]
他临终前还在整理底片。十万张，装在几十个铁盒子里，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二五年，四十年。他在病床上跟朋友说，这些底片不能丢，里面的人可能自己都不记得自己长什么样了，但我记得。他计划出一本新书，从十万张里选三百张，配上一段一段的话。他说不用写太长，一张照片，一百个字就够了。他没能完成这本书。但他整理到最后一盒的时候，翻出了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，是他在可可西里拍的，一个藏族小孩站在风里，手里拿着一朵野花。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，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，我决定去巴格达的那一天。[reference:19]
有人说战地记者是勇敢的人。唐师曾不这么认为。他说自己只是恰好在那里。战争发生了，总得有人去看，去拍，去告诉外面的人里面在发生什么。他拍下的不是新闻，是一个又一个活过的人。那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但只要底片还在，他们就还在。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他走了，六十五岁。他的相机放在床头柜上，镜头盖没有盖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