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子弹飞一会儿

一九九三年,姜文拉着剧组在全北京转悠,用一本家庭摄像机的枪版视频求来了配乐。二十年后,那个三十岁的演员成了中国最倔的导演。这篇写的是一个不肯妥协的人。

一九九三年夏天,北京热得不像话。姜文拉着剧组在东四十条一条胡同里拍一场洗澡堂的戏。那天拍的是马小军和他那帮哥们儿在水龙头底下冲澡,水是凉的,孩子们在里面淋了三天三夜,皮都脱了一层。有人问姜文能不能用温水,他说不行,冬天的水就是这样。那场戏拍完,夏雨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,嘴唇是紫的。姜文走过去,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了句,行,挺好。[reference:29]

那是姜文第一次当导演。一九九三年,他三十岁,在这之前他是一个演员。一九八四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,进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话剧。一九八五年被导演陈家林看中,在《末代皇后》里演溥仪。一九八六年谢晋找他演《芙蓉镇》里的秦书田,一个右派知识分子,这个角色让他拿了第十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。一九八八年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让他走上了柏林电影节的红毯。一九九三年《北京人在纽约》让全中国都认识了他。不到三十岁,他已经是那个年代最红的男演员之一。[reference:30]

可他不想一直演别人。一九九二年他从美国回来,开始写一个剧本。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,关于北京军队大院里的一群少年,关于七十年代初那段学校停课、无所事事的夏天。他把这个剧本叫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改编自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。王朔看完剧本说,你疯了。姜文说,我没疯,我就是要拍这个。[reference:31]

没人看好这部电影。他用了一个从来没拍过戏的新人夏雨当主角,耿乐是第二次拍戏,他自己也是个菜鸟导演。剧组穷得叮当响,拍到后期资金断了,转带子的钱都没有。电影的配乐需要交给意大利作曲家Piel,姜文拿不出像样的素材给他。他想了半天,用一台家庭摄像机对着剪辑机的画面拍了十多分钟,把这么一个枪版视频交给了Piel。他自己后来说,当时根本没抱希望。但Piel看完那个模糊的视频,回了一句话,这个故事好,我接。[reference:32]

姜文对演员的要求出了名地严。片中有不少扇耳光的戏,夏雨和耿乐面对朝夕相处的小演员们下不了手,姜文软硬兼施,要求他们必须真打。为了同期声的真实效果,他不允许后期配音。有人不理解,说观众又听不出来。姜文说,观众听不出来,但演员知道。演员知道自己在真打还是假打,脸上的肌肉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你骗得了观众的眼睛,骗不了他们的感觉。[reference:33]

这种对细节的执拗贯穿了他后来的每一部电影。拍《一步之遥》的时候,为了一场戏,他重新粉刷了烟囱,铺了一段铁轨,种了大片鲜花,耗掉了十一万尺胶片。有人说他浪费,他说,锦衣夜行,这次我开了路灯,还是多角度的光源。这次我要把钱花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。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较真,他说其实我对电影就俩要求,好看,有趣。其余没了。[reference:34]

很多人说姜文的电影看不懂。他自己不这么觉得。他说我有困惑了才去拍电影,一个没有困惑的人,拍出来的东西是死的。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的困惑是青春,《鬼子来了》里的困惑是人性,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的困惑是命运,《让子弹飞》里的困惑是权力,《一步之遥》里的困惑是欲望。每一部电影都是他把心里一个问题扔出来,然后花两三个小时跟你讨论。他不是在给你答案,他是在跟你一起找答案。[reference:35]

姜文有两个怪癖。他喜欢随手拍各式各样的监控摄像头,发在微信朋友圈里。他说他喜欢那些东西或粗粝、或精致、或简陋的样子。另一个怪癖更奇怪,他喜欢站在电影院的二层看观众的反应。他不看银幕,看观众的脸。他最喜欢看观众笑,喜欢默默记下他们笑点出现的那一瞬间。他说那个瞬间是最真实的,观众在那个瞬间忘了自己在看电影,他就是想拍出让人忘记自己在看电影的电影。[reference:36]

采访过姜文的人都说他难搞。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《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》,写了各种被他怼回去的案例。有一次一个女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男女关系,他想了想,认真地问她,你特想知道吗,这是你的困惑吗,别想了,除非一个人能长俩脑袋,一个是男一个是女,这样才能想明白。女记者愣在那儿。但他合作过的人说他其实很体贴。拍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的时候,夏雨第一次抽烟,呛得眼泪直流,姜文没喊停,就让他呛着,因为那个角色第一次抽烟的时候就是呛着的。戏拍完了,姜文递了一瓶水过去,什么也没说。[reference:37]

二〇一八年,他出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。上台发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,电影是拍给观众的,但首先得是拍给自己的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看第二遍,凭什么让观众看第一遍。这句话听着像怼人,但了解他的人知道,这是他的真心话。从一九九三年那个夏天到现在,三十多年,他拍了六部电影,不多。但每一部都是他自己想拍的,没有一部是别人让他拍的。

现在的姜文还是那个样子。不注册微博,没有微信公众号,只在每部电影上映前做常规宣传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趁热度多拍几部,他说拍电影又不是蒸包子,火候不到,蒸出来的是死面。有人说他是中国最被高估的导演,也有人说他是中国最被低估的。他都不在乎。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,就是站在电影院二层看观众笑的那个瞬间。那个瞬间到了,这部电影就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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