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二年，路遥三十三岁。那年他已经在陕西作家协会做了几年专业作家，写完了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拿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改编成电影后轰动全国。很多人觉得他可以歇一歇了，但他在一个夜里，铺开一张稿纸，郑重地写下一行字：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，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，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，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。他决定写一部大书，一部百万字的长篇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为了写这本书，他从西安搬到了铜川，在矿务局医院旁边借了一间房子，后来又搬进了陈家山煤矿的一间窑洞。那里没有暖气，冬天冷得刺骨，夏天闷热得透不过气。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凌晨两点到三点才睡觉，第二天中午起来，吃两个馒头，又接着写。他管这叫早晨从中午开始。他在窑洞里住了六年，写完了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、第二部、第三部。写第二部的时候，他病倒了。肝区疼痛，浑身乏力，吃不下饭，走路都摇摇晃晃。医生让他住院，他住了几天，偷跑回窑洞接着写。他说，我必须在四十岁之前把这本书写完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
路遥原名王卫国，一九四九年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。七岁那年，家里实在养不活他，父亲把他过继给了延川县的伯父。那天父亲说带他去赶集，走了七十里山路，到了伯父家，父亲说，你在这儿住几天，我过几天来接你。他后来在文章里写，我早知道父亲不会来接我，但我没有哭，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面，看着父亲夹着包袱，像小偷一样溜出了村子。那一年他七岁，从那天起他明白了什么叫穷，什么叫活不下去。
他后来念了中学，当了民办教师，又去延安大学读了书。一九七三年开始写小说，一九八〇年发表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，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一九八二年《人生》发表，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故事让全国读者掉眼泪。那一年他三十三岁，已经名利双收。但他不满足。他说，《人生》是我青年时代的作品，我要写一部真正有分量的长篇。他说的分量，不是奖，不是钱，是一部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。
写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他在宾馆里写，写着写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服务员来打扫房间，看见他趴在桌上，以为他死了，吓得要叫救护车。他醒过来摆摆手，说没事，我睡一会儿。他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，把笔扔到窗外，跑到洗手间里大哭了一场。他说那六年他从来没有哭过，但那一刻他控制不住。他后来在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里写，写完了，我的青春和生命也耗尽了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出版后，评论界反应冷淡。有人说他写得土，有人说他写得慢，有人说现实主义过时了。他听了之后没有反驳，只是继续写。第二部出版后，出版社不愿意出第三部，说第一部卖得不好，第二部更卖不动。他找了好几家出版社，最后是一家小出版社勉强答应。书出来之后，一开始也没人买。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听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电台。那一年是八十年代末，全国有上亿人每天中午坐在收音机前听孙少安和孙少平的故事。
后来《平凡的世界》拿了茅盾文学奖。路遥去北京领奖，路费是借的。他弟弟王天乐回忆说，路遥在火车上跟他说，日他妈的文学，把我害苦了。说完又笑了。他领完奖回到西安，下了火车，站在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突然说了一句，这世界上，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，人才可能成就某种事业。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之一。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，他因肝癌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，四十二岁。他走的时候，枕边放着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他死后很多年，人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他。孙少平那句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，成了无数年轻人的座右铭。《平凡的世界》每年还在卖，卖得比他在的时候多得多。有人说他写得太苦了，但他自己说，苦难不是用来诉说的，是用来穿越的。他写孙少安，写孙少平，写田晓霞，写贺秀莲，写那些在黄土高原上挣扎着活下来的人。他写的不是故事，是他自己，是他七岁那年躲在树后面看着父亲溜走的那个下午，是他一个人在窑洞里写到凌晨三点的那个夜晚。
路遥一生穷困，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拿不出。他死之后，留下的存款只有一万多块钱，还有一堆没还清的欠条。但他留下的文字，比很多人的金山银山都重。他常说，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，人才可能成就某种事业。这句话他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他是说给自己听的。他用自己的一生，把这句话从头到尾写了一遍。他走的那年四十二岁，太年轻了，但他的书替他活着。每年都有新的年轻人翻开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读到孙少平在工地上借着路灯看书的那一段，心里会热一下。那一刻路遥就还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