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，余华十八岁，高考落榜。他父亲是浙江海盐县的一名外科医生，看他没事干，就让他去镇上的卫生院当牙医。他跟着一个老牙医学了两个月，就上岗了。每天早上八点开门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对着病人的嘴，拔牙，一拔就是五年。他后来说，我拔过上千颗牙，那些牙放在一起，能堆成一座小山。他受不了了，他觉得人的嘴里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。
他想去文化馆工作。那时候文化馆的人不用坐班，可以到处闲逛，他觉得那才是人过的日子。他问文化馆的人，怎么才能来这儿上班。人家说，你得会写小说，或者会画画，或者会作曲。他想了想，画画和作曲他都不会，那就写小说吧。那年他二十岁，开始写第一篇小说。他连标点符号怎么用都不太清楚，就去翻《人民文学》，看别人怎么写。写完一篇寄出去，退回来，再写一篇寄出去，再退回来。退稿信攒了一抽屉。一九八三年，他的短篇小说《第一宿舍》在《西湖》杂志发表，第二年《北京文学》发了他的《星星》。一九八四年，他正式调入海盐县文化馆。
他写小说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不写好人坏人，不写大起大落，他写的是那种日子过不下去但又不得不活下去的人。一九九二年，他写《活着》，写的是一个叫福贵的老头，从地主少爷赌光家产，到被抓壮丁，到女儿聋哑，到儿子抽血死掉，到妻子病死，到女婿被水泥板夹死，到外孙吃豆子撑死。最后只剩一头老牛陪着他。余华说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一开始是用第三人称写的，写了几页写不下去。后来改成第一人称，让福贵自己讲自己的故事，一下子就写通了。他说，福贵在讲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，只需要自己的感受。他不是在受苦，他是在活着。
《活着》的灵感来自一首美国民歌，叫《老黑奴》。歌里唱的是一个老黑奴，一生苦难，家人都先他而去，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。余华说，他听完那首歌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想写一个中国人的故事，一个像老黑奴一样的人，经历了所有的苦难，最后还活着。他写完之后，把稿子寄给《收获》杂志，编辑看了说，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。后来张艺谋把它拍成电影，葛优演福贵，拿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。余华说，那部电影让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有那么多人会看他的故事。
余华写过很多小说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《第七天》《文城》。他的文字很冷，冷得像手术刀，但底下是热的。他写许三观卖血，写他为了给儿子治病，一路卖血卖到上海，差点死在路上。他写兄弟，写李光头和宋钢，写两个人在时代里沉浮，最后宋钢卧轨自杀，李光头成了亿万富翁。他写第七天，写一个死人去殡仪馆，发现那边也在分等级，有钱人烧的是进口炉子，穷人烧的是国产炉子。有人说他写得太狠了，他说，我不是狠，我是把生活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写出来。生活比小说狠多了。
他自己的人生倒没那么苦。他后来搬到了北京，住在团结湖，每天早晨起来，泡一杯茶，坐在书桌前写几个小时。他喜欢古典音乐，喜欢看足球，喜欢跟朋友吃饭聊天。他说话慢悠悠的，带着浙江口音，笑起来像个孩子。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，他说，我不是会讲故事，我是会听故事。小时候他父亲在医院工作，他经常去医院的走廊里玩，听那些病人和家属说话，听他们讲自己的事。那些故事他都记着，后来写进了小说里。
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，用十个词讲中国几十年的变化。他写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，写这个国家的不平衡。他不是一个只讲故事的人，他是一个一直在观察的人。他说，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想象力，是记忆力。你得记住那些你看见过的人，记住他们怎么说话，怎么走路，怎么笑，怎么哭。然后你把他们写下来，他们就活了。
余华今年六十六岁了，头发花白，但眼神还是亮的。他还在写，写得慢了，但没停。有人问他，你写了这么多年，最满意的是哪一篇。他说，是下一篇。他常说，写作让他拥有了两条人生。一条是他自己的，一条是他笔下那些人的。他在现实里活着，也在小说里活着。他在拔牙的时候活过一次，在文化馆的时候活过一次，在写《活着》的时候活过一次，在写《文城》的时候又活过一次。他比大多数人都活得长，因为他活在那么多人的命里。
有一次他去大学演讲，一个学生问他，你写《活着》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痛苦。他想了一下说，我写的时候不痛苦，我写得挺高兴的。福贵那么苦，但他自己讲的时候是笑着讲的。他说，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。这句话后来被印在《活着》的扉页上。很多人在最难的时候读到这句话，合上书，站起来，继续过日子。这就是余华留下的东西。他拔过上千颗牙，最后他把那些牙都变成了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