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早春，杨绛的女儿钱瑗走了。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，得了脊椎癌，病了很久。她走的那天，杨绛坐在她床边，握着她的手，一句话没说。钱瑗走的时候六十岁。第二年冬天，钱钟书也走了。钱钟书病了很多年，最后那段时间几乎不能说话，杨绛每天去医院看他，在他耳边轻轻说几句话。他走的那天，她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，说，你好好走吧。他闭着眼睛，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是在笑。他走的时候八十八岁。
家里一下子就空了。那个曾经三个人挤在一起看书、写字、说笑的房子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她那年八十七岁。很多人以为她会垮掉，但她没有。她开始整理钱钟书的手稿。钱钟书一生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有法文的，有德文的，有意大利文的，堆在书房里，像一座小山。她一张一张地看，一张一张地分类，一张一张地抄。那些手稿有些写在笔记本上，有些写在废纸背面，有些字迹潦草得连钱钟书自己都认不出来。她花了七年时间，整理出了七十多卷、近十万页的《钱钟书手稿集》。她说，这是我该做的事。
杨绛原名杨季康，一九一一年生于北京，祖籍江苏无锡。她父亲杨荫杭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律师，做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。她从小读书，东吴大学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，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。在清华，她遇到了钱钟书。钱钟书比她大两岁，是清华外文系的才子，恃才傲物，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但他第一次见到杨绛，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没有订婚。杨绛说，我也没有男朋友。三年后他们结了婚，一起去了英国牛津，又去了法国巴黎。回国后，钱钟书去了西南联大教书，她留在上海，写了话剧《称心如意》《弄真成假》，在上海滩一炮而红。
她翻译过很多书，最著名的是《堂吉诃德》。一九五七年，她开始翻译这本书，从西班牙语原文译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。她不懂西班牙语，就自学了两年，又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对照。文革期间，她的译稿被红卫兵抄走了，后来在干校的厕所里找到了，已经揉得不成样子。她把那些纸一张一张地展平，重新抄了一遍。一九七八年，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出版，这是中国第一部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的版本。西班牙国王后来给她颁了奖，说这是最好的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之一。
她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，已经九十二岁。那本书写的是他们一家三口的故事，从她和钱钟书在牛津读书，到钱瑗出生，到他们在干校的日子，到钱瑗长大、教书、生病，到最后三个人走散了。她写得极其平静，像在跟老朋友聊天。她写钱钟书笨手笨脚，不会打蝴蝶结，分不清左脚右脚，拿筷子像拿笔。她写钱瑗小时候聪明懂事，病重的时候还在帮她爸改稿子。她写他们三个人在古驿道上走，走散了，她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那本书卖了几百万册，很多人读完都哭了。她说，我不是要你们哭，我是要你们记住，我们仨曾经在一起。
她晚年住在北京三里河一个老小区里，房子不大，家具旧得掉漆。她把书房让给了钱钟书，自己在一张小桌子上写字。她每天早晨起来，先做操，然后写毛笔字，然后看书，然后写东西。她很少出门，也不接受采访。有人去她家看她，带了一束花，她说，别带花，带书。她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写，写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写她对灵魂、对命运、对生死的思考。她说，我站在人生边上，向后看，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向前看，是想知道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。她写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在问问题。
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杨绛走了，一百零五岁。她走之前留下遗嘱，丧事从简，不设灵堂，不举行告别仪式，不受礼，不麻烦别人。她的遗体火化那天，没有人送行，只有几个亲人在场。她早就说过，我不想留骨灰，骨灰埋在地下，烂了也就烂了。她把自己住的房子捐了，把稿费捐了，把藏书捐了。她什么都没留，只留下那些字。她写过一句话，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这句话被很多人当成人生的信条。她争了一辈子，争的不是名，不是利，是学问，是做人，是一个人怎么在乱世里体面地活着。
她走之后，有人在她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：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。那是她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留下的草稿。她的字很小，很工整，像她这个人。她说过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她活了一百零五年，经历了清末、民国、抗战、内战、文革、改革开放，什么没见过。但她一直坐在那张小桌子前面，写字，看书，想问题。她不是不孤独，她是把孤独过成了日子。她不是不疼，她是把疼咽下去了。她走的时候，天下着小雨，北京三里河的柳树刚抽出新芽。很多人说，那天的雨是替她哭的。但她大概不喜欢别人哭。她会说，别哭，我活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