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二年，史铁生二十一岁。那年他从陕北延安插队回京，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。医生告诉他，你双腿瘫痪了，这辈子站不起来了。他在病床上躺了很久，不说话，不吃饭，整天盯着天花板。后来他回忆那段时间说，我终日躺在病床上，脾气坏到极点，望着窗外的大树，心想，我一辈子就这样了。
出院以后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家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古园，叫地坛，离他家很近，走路十五分钟。园子荒芜冷落，很少有人去，杂草丛生，几棵老柏树歪歪斜斜地长着。史铁生开始每天都去。他说，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，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他去了十几年，几乎每个白天都在那里。他见过地坛的四季，见过清晨的露水，见过傍晚的夕阳，也见过下雪时园子里只剩他一个人。
他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写，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。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。但写下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个园子里坐了整整十五年。
地坛里不只有他。他看见一对老人，每天早晨都来散步，从两人牵手走到一人独行。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多年后才发现她智力有缺陷。他看见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，一个长跑的朋友，一个朴素而优雅的女工程师。这些人每天在地坛出现，又消失，像一篇没有结局的故事。史铁生说，他们让他在那个孤独的园子里，看见了别人的命运，也看见了自己的位置。
他母亲一直在找他。他每天摇着轮椅出门，不说去哪儿，母亲也不问，只是在他走后悄悄跟在后面。有一回他在园子里坐了很久，看见母亲来找他，喊他的声音在树林里回荡，他故意不答应。母亲急得满头大汗，在园子里一圈一圈地转。多年以后他在文章里写，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，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，我已经懂了，可我已经来不及了。母亲走的时候，他四十三岁，他在她的葬礼上说，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，没有她，我早就死了。
他开始写东西。一开始是写给自己看的，后来试着投稿。一九八三年，他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那篇小说写的正是他插队的陕北，写那些穷苦的日子，写放牛的老汉白老汉，写那片黄土地上的温情。有人说那篇小说里的诗意把苦难都化掉了。他说，我不是要写苦难，我是要写人怎样在苦难里活下去。他写得慢，一年也就几篇。他说写作跟残疾一样，都是他的一部分，不是他选择的结果，是命运塞给他的。
后来他病情恶化，发展到尿毒症，每周要做三次透析。透析的间隙他写《病隙碎笔》，用的是零碎的时间。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，业余时间写东西。这本书里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，人所不能者，即是限制，即是残疾。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，有的人是身体，有的人是别的，但承认限制不是认输，是重新开始。
他遇到了陈希米。她比他小十岁，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，学数学的，后来做编辑。他们结了婚，她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二十年。陈希米说，她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，他坐在轮椅上，笑着对她说，你比我预想的要好看。她后来写回忆录，书名就叫《让死活下去》。她说史铁生不是她的丈夫，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他病重的时候，她每天推着他去医院，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在路边买两根冰棍，一人一根，慢慢吃。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史铁生突发脑溢血，被送进医院。医生说，抢救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。陈希米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放弃抢救，让他安静地走。那天晚上九点多，他停止了呼吸。按照他的遗愿，他的肝脏和角膜捐献给了需要的人。他生前写过，我的生命是从这个身体开始的，如果这个身体不在了，我希望它还能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世界上。他走的时候六十岁。他没有葬礼，没有追悼会，骨灰撒在了地坛。陈希米说，他早就跟我说过，他不想麻烦任何人。
他的一生几乎都坐在轮椅上，但他去过很多地方。他写过陕北的黄土高原，写过北京的胡同，写过地坛的四季，写过透析室里的病友。他写的东西里没有什么宏大的词，都是具体的、细碎的、可以触摸的。他写母亲，写妻子，写朋友，写那些在地坛里擦肩而过的人。他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，也是一群人的命运。有人问他，你的写作是为了什么。他说，写作是为了不至于自杀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重，但了解他的人都懂，那是一个从深渊里爬出来的人，最后说出的一句实话。
他常说，一个人只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他的诗意不在远方，就在他每天摇着轮椅去的地坛里，就在他透析时还惦记着要写完的那一页纸上，就在他走之前最后看了一眼陈希米的眼睛里。他走之后，地坛还在，只是那个坐着轮椅的人不在了。但如果你在一个秋天的下午走进地坛，站在那几棵老柏树下，风从树梢上吹过来，你会觉得他还在。他就在那儿，看着树，看着人，看着时间，安安静静地等一个答案。
